《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全集【精校版】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全集【精校版】

作者：[德]康拉德·赛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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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康拉特·赛茨讲述了中华千年古老的历史和她“完美的文明”；讲述了十九世纪儒家帝制的崩溃以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失望；也讲述了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以及之后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奠定了未来强国基础的历程。20年后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是否还会陷入古老帝国的传统之中？她是世界的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有一个事实正在被关注：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

作者简介：康拉特·赛茨(Konrad Seitz)，1934年出生，先在德国学习古典语言学、历史、哲学，后在美国福勒策学院（图富茨/夏威夷）学习国际经济和政治。他曾任外交部长根舍的政治秘书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12余年，随之先后出任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康拉德·赛茨1990年发表《日本——美国的挑战》一书，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他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常出现在“中国—东亚问题”研讨会等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场合中。

目录

出版说明

中文版前言

第一部 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01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第02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第03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第04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

第05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第06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第二部 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07章 帝王朝代周期轮回的末日（1793-1838）

第08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第09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1900-1911）

第10章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第11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

第12章 伟大文化的慢性衰落（1861-1949）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1976）

第13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1949-1952）

第14章 社会主义革命（1953-1957）

第15章 “大跃进”（1958-1960）

第16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

第17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第18章 大结局（1970-1976）

第19章 毛的遗产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20章 解放农民和城市改革（1979-1988）

第21章 对外开放

第22章 上海的再生

第23章 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1992年1月-1997年2月）

第24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第25章 邓的经济遗产：在一条把中国引向强大的路上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26章 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

第27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

第28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1997-1999）

第29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

第30章 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1997年9月）

第31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第32章 成功与失误（1998年3月-2002年9月）

第33章 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

第34章 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

第35章 中国能成功吗？

第36章 2015年的中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体

第37章 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中国恐惧”

第38章 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注释

译后记

出版说明

在友人许文敏先生的推荐下，敝公司有幸成为了《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文本的出版者。该书于2000年在德国出版后，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已再版了十次。本中文译本系根据德文本2003年的修订版翻译而成。近年来，该书已成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该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那富有盛名的历史，那是她数百年间在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最灾难深重、最难以叙说的衰落；第三部讲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本书作者康拉德·赛茨（Konrad Seitz）先生，先后出任德国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他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常出现在“中国—东亚问题”研讨会等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场合中。

本书的两位译者：许文敏先生，现任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哲学和比较文化；李卡宁先生现任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及对比语言学。他们曾合作翻译出版过《默克尔总理——迈向权力之巅》（2006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书，本书为他们再次珠联璧合的又一部重要译作。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书稿中个别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文字进行了删节。对个别引用数字，对“文革”时间的划分等一些内容，我们并不完全苟同，但为了保持原著的系统和完整性，我们予以了保留，仅供读者参考。

最后，衷心感谢该书的作者康拉德·赛茨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经典的一部著作；感谢许文敏、李卡宁两位译者的生花妙译；尤其要特别感谢读者您对本书的垂注！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2月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的中文译本要在华出版了。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这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本书于2000年在德国首次与读者见面，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现在德国正准备第十次再版。时至今日，它在德国已经成了一本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该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那富有盛名的历史，那是她数百年间在国家艺术、经济以及科学技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难以叙说的衰落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也就是那要开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的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正如本书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由此之后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只要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购买力由人民币折合成美元，那么今日的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只要以目前的外汇兑换率计算，中国已经在超越德国，并将回到世界经济的第三把座椅上。

新的使命和任务伴随着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应运而生，那就是：环境保护问题，防止国内民众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以及改变沿海高速发展省区与中西部落后省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距问题。在胡锦涛的旗帜下，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几乎把经济增长的所有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时代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一代领导此刻所面临的是，给予那以高速度发展为宗旨的经济政策添充上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经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

现在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和规模，以至于它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提出了一项这样的重大任务：要以新强国的姿态和平地加入到世界体系中。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恐怖主义、维护环境和形成平等而稳固的经济关系诸方面，中国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陈旧的工业和技术强国必须有意识地让位于新的强国，这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面对“中国的挑战”不是凭借贸易保护主义去维护本国的劳动市场，而是要靠大规模的结构改变来适应发展。

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到那时，世界的目光将更加会聚集到中国，目光中的惊奇和赞叹之色彩，比起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眼中的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拉德·赛茨 (Konrad Seitz)

2007年1月1日写于波恩

第一部 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01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置身于扬子江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您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一支舰队，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们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这些多层的宝船上装满了礼物，那是准备送给沿途造访的外国王公贵胄的。这些礼物包括：丝绸、锦缎、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贵礼物。返航时，这些船将给皇帝带回异国他乡的奇石珍品，还要将所访国度的君主或者他们的使者带回南京，以便他们亲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并亲手呈献贡品。为了能够按照礼仪解决那些达官贵客的食宿，这些宝船还设有豪华的客舱和接待大厅。

围绕着这些宝船还有250多艘随航船，其中包括：八桅杆“马船”，去时运马匹到东南亚，返程时携带珍禽异兽；五桅杆的战船以及防御海盗袭击的快速出击船。扈从与将士加在一起，这支舰队大约拥有2800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舰队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多月，随后于12月底开到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蝉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舰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舰队横渡印度洋的东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靠岸，短暂停泊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峡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的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回归途中，郑和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五千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作出判决。

随后，在永乐皇帝年间又继续了五次远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远航都是在郑和的统帅下进行的。

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玉玺授予这位国王。

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原来泰国人的称呼）抢走了。郑和在那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它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食。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还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在锡兰发生激战，郑和打败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把他带往南京。1411年7月，舰队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锡兰国王，由此也把锡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舰队所造访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领们向明朝皇帝献上他们臣服的贡物，当然也收到惊人的馈赠。那些随舰队而来的商人们随之获得了在明朝国土上开办商店、销售自己商品的权利，而这种附属于中国的进贡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与华通商的强烈欲望。附属国通过敬献贡品获得明皇帝回赠的赐品，这种交换在当时不啻为一种贸易方式。

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控治着海上。假如它的舰队此时绕过好望角，出现在欧洲港口，那么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也许将会受到打击，不会吗？可这只是假设，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中止了这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中止了它的继续远航，并且从海外撤了回去。

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之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中询问他的大臣们，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致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去世。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可是他在位不久也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于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于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也就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久无法再做造船尝试。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旨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

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讲，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同时进行造船远航、在北京修建皇宫以及出兵征服安纳姆（越南北部地区），其巨大的耗资使得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北部重新崛起的蒙古族部落也造成了新的威胁，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从国内安全政策角度讲，北部防御再次上升到首要位置。然而，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政府何以停止国家资助的远航和继续造远洋船，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销毁已有的远航船只，甚至连私人远航也要严令禁止。

当时禁止继续远航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要重新回到儒教传统上来，要“偏离”永乐皇帝的航海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按照儒家学说，农业经济是王朝的唯一经济来源（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与此相近），商人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最下等阶层。别提外贸！昂贵的远航究竟带来了什么？给皇帝的珍禽异兽、奇石瑰宝、药用植物。就拿药用植物讲，它们毫无用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昂贵的远洋航海纯粹是作表面文章，它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纯粹是用钱打水漂。

在这里也显示出：仅仅靠一条长长的远洋航线，也就是中国在东部和南部所拥有的航线，还不足以形成远航的理由。更富有吸引力的应当是那些位于大海彼岸的富饶的国家，那些童话般的神秘而富饶的国家。哥伦布、达？伽马之所以着手进行远航探险，为的就是前往那些富有的、神化般的亚洲国家，像印度、中国。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作为中心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所有一切应有的自己都有。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认为外贸污染道德文明，蚕食王朝至上的权力。它把陌生的思想带进这个国家，从而冲击了社会的和谐。贸易不仅助长了宦官的权力，也是儒教官员竞争者之间倾轧、内讧的一种催化剂。故此，这些儒家弟子们在宣德驾崩、新帝登基之后，就严厉实施了海禁，重归习惯、传统的轨道上。此时的明皇帝以修筑“长城”而取代建造远洋船只，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远洋舰队成为历史。在“黄河”那持续的内陆农业文明与“蓝色海洋”那波澜式开放文化的对抗中，“黄河文明”获得了胜利。

15世纪中叶中国远航的终结，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人放弃了自己成功的远航之时，欧洲人却准备去认识海洋，以便开辟前往亚洲的航线。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终于绕过好望角，并在卡利卡特登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那个在大明皇帝保护伞下的马六甲，随之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了自己设置在中国国土上的第一个贸易基地。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步其后尘，于17世纪强行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并且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澳门、巴塔维亚（现在的雅加达）、加尔各答（印度）和马尼拉就成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的贸易中心，他们在此组织着欧亚之间的贸易，而更多的是组织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如果中国的远洋舰队还存在的话，如果它们还在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可是，就像面前的事实这样，中国把通往南洋的海洋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渐壮大的欧洲列强，直到19世纪受到欧洲人的攻击时，就海上防卫而言，可以说中国毫无自卫能力。

第02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崛起（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6年）

1.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超级王国

在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间，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来的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与罗马帝国遥遥相对的另外一个泱泱大国。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彼此相当。罗马帝国作为环绕地中海诸城市及诸国的一种联邦，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城市文明。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如罗马的大型斗兽场）、浴场、大型会议厅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汉代。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仅有皇宫，可中国皇帝那时的陵墓却是罗马大帝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影响到整个的生产经济。当时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两个分离着的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两个帝国都是在北部原始部落民族的冲击下终结的；在其衰落的那个时代都接受了外族宗教：罗马人是基督教，而中国人是佛教。两国并列到此为止，因为西欧在公元6世纪开始陷入了一个持续两百年的黑暗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走向没落；东罗马在公元7世纪由于阿拉伯人进入巴尔干和土耳其而被削弱。中国人的王朝相反在隋、唐时期（公元589～906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这是世界上一种没有竞争对手的却持续发展了几千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欧洲的快速发展时期。

2.唐代（公元618～906年）——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到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毁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3.儒教文化的高峰——宋代（公元960～1279年）

随着大唐王朝的崩溃，中国陷入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军人混战、诸侯割据的岁月，直到宋代的开国皇帝于公元960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唐王朝所掠夺到的中亚也就随之丢失了，而且在北部，辽、夏还占据了长城以外原属于唐朝的土地。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地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地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技术：先于欧洲数百年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1

弗朗西斯.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大发明以及与书籍印刷密切相关的造纸术的发明都是来自于中国。造纸术早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100到公元前200年之时就已发明。中国人把纸用作书写的材料，也大量地用于其他方面：包装纸、手纸、漆画垫纸，他们也用纸制做窗花、墙画，甚至冬季保暖服装，也基于纸的重量比铁轻等特点而作为盔甲辅助材料。纸真正地作为书写材料最早大约是在公元110年左右。如果没有纸的话，中国这种官吏体制国家的建立将是无法想像的。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守了造纸术的秘密，并以巨额利润把纸销往欧洲。13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术在意大利得以发明，大约晚于中国1500年。【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书籍印刷术大约是公元8世纪初叶在唐代发明的，其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佛教经书必须大量地重复抄写之故。印刷术的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也就是把每页上的文字和插图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活字印刷术是毕升在1041年到1048年之间发明的。由于汉字拥有数千个字，故此雕版印刷无疑是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取得了难以想像的成就。他们把五种颜色用于印刷，从而形成了能够刊印高质量艺术品的彩绘书籍。印刷术最早进入欧洲大约是在蒙古人的时代。成吉思汗大帝1283年占领了匈牙利，并且已经站在了德国的边境上。雕版印刷很快就在德国出现。144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先驱的启示。从印刷术的出现到传入欧洲，过去了至少700年。当中国在宋代以数百万册的印数印刷书籍时，中世纪的欧洲仍然靠修士们成年累月的抄写来复制书籍。

磁铁指南针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最早在中国发明的。当时它的主要用途是确定地理位置，但它却是被看作依据某种磁性技术来确定住宅、城市与地球引力、气力之间的和谐的工具。指南针作为定位仪器最早也许是在唐末或者宋初用于航海的。欧洲从中国人那里接受了指南针，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190年左右。如同造纸术一样，也是在中国人发明它数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火药大约是在唐朝的晚期于公元850年发明的。最初是那些炼丹士们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尝试的结果却是发明了火药，一种后来演变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的武器手段。第一次在欧洲的文字中出现描述中国火药的当属1285年，而此时，火药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所有流程：从火药到爆炸品，最后到弹药。

在这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宋代的中国还为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术发明，它们比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少早几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续最长的当属农业技术。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在播种时就实施特殊的沟种，它确实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公元前200年研发出了多管播种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还有，铁犁以及精制的结构特殊的犁片（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进入新时代时，欧洲农作物的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经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人还培育出了不同种类的早熟农作物。公元11世纪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从越南南部引进了早熟稻种，使得插秧到收获的时间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从而使稻子一年两熟成为可能。到15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把稻子成熟的时间减少到60天；到19世纪初叶，这个时间近乎又缩短了一半。相反，欧洲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行业差距上的规律，即中国在12世纪时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2

中国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中的所需温度，以便浇铸所需要的铁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控制铸铁易脆性的方法，用这种铸铁浇铸了数百万个犁头。而直到13世纪末，欧洲才出现值得一提的铸铁生产，落后中国近两千年。公元5世纪，中国人研发出炼钢技术，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马丁技术相当。宋代时的中国在1078年就已经生产出11.4万吨的生铁，这样的生产能力对于英国来说，最早也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时，即18世纪末才达到。

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先生的功绩。在一个由中国和西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的支持下，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国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尽管尚未搁笔，但是在促进人们从欧洲中心的历史观转向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观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

■经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只要认可宋代是精神艺术生活与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就不会否认它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有些观察家甚至称之为一场经济革命。他们所讲的革命是指在扬子江流域引进水稻栽培，并由此迅速地扩展到近乎整个中国南部。这种发展原本开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从而使年收成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水稻亩产量迅速地超过了北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的农作物，落后的南部地区，从而很快地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宋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苏常熟，天下足”。

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TXT小说下载：www.wrshu.com〗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3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

在灭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后，蒙古人随之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攻击。从这种长期争战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对待军事技术以及进行战争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对武力战争特别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处所谓的长期战争是相对于蒙古人风暴般席卷俄罗斯和东欧时所用时间而言的。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扬子江上的水上厮杀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广州陷落，南宋王朝终于在1279年灭亡。

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们战胜南宋而逐渐趋于稳定，忽必烈于1260年称大汗；于1267年把大蒙古国的政府机构从原来的漠北迁往北京；于1271年采用了中国的朝代名制，改国号为元。从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国王宫的马可？波罗，曾经从漠北去过当年的南宋首都杭州，亲身感受过宋代辉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这座百万余人口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壮丽的威尼斯，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5万。

■衰落：在不经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1.明代（1368～1644）

蒙古人执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时间。1368年，一场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起义的领头人是一个农户的儿子，他在父母去世后在饥荒年月出家当了和尚，并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他夺得了皇冠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国的工作开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继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术，并把它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立了囊括整个亚洲海域的海上王国。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后，传统的儒家官员们控制了国家的权力，重新把中国引向闭关自守。衰落开始了，尽管它在不经意中悄悄持续了几百年。

2.到乾隆盛世为止的清代

自17世纪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他那支马背上的军队攻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脚下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将军们向金的后代，即向满族人求救，并为他们打开了长城。正是明朝至今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于关外的满族人打败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纯净的意思）。中国北部不战而降，但是南部中国的反抗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71年那场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也就是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反抗活动才真正得以平息。

满族人自视为统治阶层。他们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强迫汉人顺从他们，并且留满族辫子。为了圈地，这些新的统治者们纷纷抢夺农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抢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那些战争中的俘虏就得在满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干活，尤其是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可以被买卖。他们还推行了一种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禁止汉人与满人结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满族人城区和南部的汉人城区。

当然，新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政权无法靠残酷压制延续下去，而自由人的劳动效率远比奴隶高得多，因为奴隶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所创建的。他们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间，中国经历了它在亚洲发展权力的最辉煌时期。可是除了这些表面的辉煌之外，中国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欧洲。随着乾隆时代在1799年的终结，中国开始衰落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

第03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的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文）世界这三大（“人）文化圈正是（“书）在此基础上经（“屋）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为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

■中国文化的结构形成

这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秩序遭毁灭的时期。大约自公元前1040年起，周朝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封建领主国家。公元前771年，周朝设在西部的京都却被游牧民族占领，周王被一个叛臣谋杀，这个封建王国终结。新京都洛阳位于稍远的东部。留给东周的诸侯们的权力仅仅是担当所谓的礼仪角色：他们可以单独祭天。另外，有数千名昔日的封地侯，他们事实上独立于周王室，而且彼此为了扩大地盘连年厮杀。

现代的历史书把周朝建立的时间修订为公元前1040年。

如同政治秩序一样，道德伦理秩序也混乱了。中国人信天意，天被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主宰，它对人世间的善恶进行奖罚。公元前8世纪周王朝的没落也动摇了人们对上天的信仰，与此同时，作为另外一根柱石的周礼也倾倒了。所谓礼原本指“礼貌、礼节”，但是周礼作为周朝的礼仪，它在社会等级秩序中规定着从祭祀到每日生活以及个人举止等所有的关系、秩序、方式。

天下此刻大乱，战火连绵；百姓终日生活在始料不及的侵袭、蹂躏和死亡威胁之中。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所有思辨性自然哲学的是，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哲学的形式开始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它论述的对象就是人。面对着如何重建和平与和谐这样的问题，在争鸣的“百家”中有三家对于这种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家、道家，尤其是儒家。这三家确定了中国文化。

1.法家的绝对国家观

法家学派源于公元前4世纪，其学说在韩非（公元前280～前233）的著述中得以阐述。法家的出发点是：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能取而代之，那是因为周朝的价值和统治方式已经失却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写道：“古人寡，故粮有余……而今人多，故粮缺。是故人之有争。”5按照法家的观点，在一个这样的新世界里尝试着用旧的礼仪去治国，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平和秩序只能通过某种全新的王权系统去重新建立。这种王权系统不是靠呼唤那种神圣的道德法则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只能凭借王者那严厉、有规可循的法去强制实现。新的“王者”要实施严刑和重赏规则。

法家进而指出，名同虚设的周朝最终只能被一个为绝对王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所取代。这位王者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而官吏当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所选拔出来的。由此，在昔日周朝的贵族席位上，出现了平民官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与平民官吏没有区别，对他们所要求的，不是道德上的认可，而是绝对的服从。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法家们给出了类似于两千年后英国内战时托马斯？霍布斯所给予的解决办法：创立由绝对权威者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威慑和镇压手段强制人们走向和平和秩序。

2.道家的回归自然

道家学派可追溯到“老子”，他属于公元前600年时昔日儒家的同代人。他著有一部有关“道的力量”的书，即《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诗歌式、富于哲理的名著之一。在道家的眼里，文明是所有灾难的起因，因为它使人背离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自然。故此，他们提出回归自然，而两千年后的卢梭①所提出的观点近似于此。那就是：人应该平静、无为地顺从于自然的秩序，也就是顺从“道”：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wＷw.ＷＲsＨu.cＯm】，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3.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没有获得一种贵族的生活（言外之意，他作为一个侯爵的幕僚，只是把自己的道德思想付之于现实）。因此他作为私人教师去教书。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贵族世家付给侯爵家庭工作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少，愿求知、实践者更少，孔子只能周游列国，四处讲学，以召募学生。

孔子心中的问题也是法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孔子所指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正是被法家所斥责的一种愚蠢至极的方法，即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按照他的思想，秩序与和谐无法通过法律惩罚来实现，法家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外部的强制措施保证秩序与和谐。孔子主张，只有当人们内心接受了道德之后，秩序与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孔子的说法，这种美好的社会和理想的国家就是周朝初期的那个样子，而理想的国君就是周朝初期的两个国王，文王与武王，其中也包括周公旦，正是周公旦在武王驾崩后全力辅助未成年的王子。孔子就是由此为出发点去研究历史、诠释道德，并把它们列为自己讲学的基本内容。其中心论点见诸下述五部书：

——易经：关于发展变化的学说

——书经：关于历史的学说

——诗经：关于诗歌的书

——礼记：关于礼仪的书

——春秋：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的鲁国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上述五本中的前四本应属孔子编著的，而鲁国史则是他自己撰写的。这五本书最终成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属于儒家经典的还有孔子学生整理编辑的孔子演讲，即《论语》，以及其后的孟子的著作，即《孟子》。孟子生活在公元前371至公元前289年。

周朝初期的道德秩序是一种贵族礼仪（礼），它所确定的责任是以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并且借助于敬天，也就是靠坚信上天会赏善罚恶而维持的。如同法家一样，孔子完全明白，那时的秩序在笃信上天方面失却了它的基础，故此他要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和历史经验的理性分析，为这个秩序寻求新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存的贵族和等级观念体系予以道德和美学的新解，从“君子”（王、侯之子）这种周代贵族社会上层之专称推演出一种理想的、观念化的“高贵的人”，提出了“君子”之说。这类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而是在于它们特征归属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孔子由此用精神和道德的贵族取代了天生的贵族。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一幅天然生成的法权家庭的等级秩序。在孔子所提出的基本的五大社会关系中，就有三个属于家庭范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第四个关系是君臣（包括百姓）关系，也是参照家庭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君为父，国为“家”，以此就从天然性的角度找到了归属。唯有第五个关系，即朋友关系，显示出某种平等的关系，但它也是参照兄弟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对儒家道德秩序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要求。其一是：这种等级秩序并非单方面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包含有多种彼此相互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小的服从和信任大的，而大的也因此要解决小的所遇到的问题、保障他愉快生活。其二是：上不应凭借强制和惩罚实施自己的意愿，而要借助于自己道德形象的感召力。在所有严密的等级制度中，就其理想而言，唯有儒家的社会当属一种真正富于人性的社会。

只要当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在整体中所应负的角色，并履行着按照社会等级关系所确定的彼此关系中的自己那部分责任时，国家和社会就会处在秩序与和谐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在他那著名的论断中就是这么强调的。这种角色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且受到内心道德力的驱动。产生道德内力的方法就是教育。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所有教育不外乎就是启发人们内心潜在的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孟子。尽管早期儒家哲学第三个代表人物荀子（公元前300到公元前230年）认为，人性本恶，但是他仍然主张，恶可以通过教育而从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儒家相信教育的力量：知善者必行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教育在儒家文化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周朝早期的礼仪属于贵族的礼仪。那些“小人”、农民以及那些靠为贵族服役而生活的人，处在贵族王朝统治的下层。但是孔子同时也考虑到，要对这些作为贵族顾问的政府精英们和官吏们予以理性道德的教育。这些精英们不仅要拥有管理国家的实际能力，尤其要具有完美的个人品行以及较高的道德水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所谓的“君子”，他在国家和政府管理中不仅有思想，而且有道德感召力。

与法家相同的是，孔子在其新的社会结构中也不再提天生的贵族问题。可是法家所提倡的天下平等，是在一人统治下的平等，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王者。而孔子却把社会以是否受过教育为标准分为两个阶层。儒家的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努力去学习。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在另一处他又强调说：“有教无类”8。孟子更进一步并断言说：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尧或者舜9，成为中国神话中的明君和远古史上的文明奠基人。

儒家这种基于理性基础、根植于人心的道德秩序设想，也就是让人出于心灵之需要而去行善行的思想，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形式之一。孔子以此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圣贤大师，成为中国和东亚文化的最伟大的缔造者。犹如即使基督本人已不复存在，但欧洲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然深深地打上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越南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裔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至今依然只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解释。

■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国家宗教

孔子生活在一个从周朝诸侯持续200年的混乱走向终结的过渡时期，随之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开始了（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演变成毁灭性的厮杀，那些余留下来的大国凭借着用战车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大军点燃了战争的滚滚硝烟，那也许是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残杀。那时中国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在绝对集权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此刻对于孔子人性学说的需求显然时机未到。“无人愿意接受我的思想”，韩国的儒家弟子刘祥（公元前77～公元前6年）一针见血。诸侯们需要另外的国策，他们在法家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中也看到了王者的任务。此任务不在于考虑民众的疾苦和幸福，而在于扩大国家的霸权。为此，也得要求并激励国民去强化国家经济、壮大国家武装力量。实现的方法就是，推行严酷刑法，实施重奖制度，按级悬赏敌人首级。法家的国家是一种在王者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王者就是执法者。国家是依法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并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封建贵族的所有残余都被弃之不用，旧时的掌权者为国王新任命的官员所取代。按照法家的思路，法制国家的长处在于，它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即便是在王者软弱、官员一般的情况下。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国家中，法家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使得最先接受并持续运用它的国家，即西部的秦国最终脱颖而出。在短短不足1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王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皇帝，并作为“秦始皇帝”统治着这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王国。他实行了一个由上而下严密组织管理的国家体系。国家由32个郡组成，每郡设一名文官和武官，他们分别由一名皇帝的钦差所监督。在整个新王朝中只许有一种意识和一部法律：法家学说。所有其他哲学学派都被禁止，他们的著述全部被烧毁，许多历史典籍也因此而失传。据后来的史书记载，460名儒家弟子被秦始皇帝活埋；强制国民服劳役修筑国家建筑工程。由此，这位皇帝在连接旧有的防御工事的基础上，第一次修筑了长达两千公里的“长城”。在其首都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驱使10万余犯人为他修建一个巨大的皇宫，其中包括所有被他吞并了的诸侯的宫殿。驱使70万劳役为他修造陵墓。时至今日已经挖掘出7500个与活人大小相近、姿态各异的兵俑，它们作为警卫，守护在这位始皇帝陵墓的入口处。

在后来儒家历史书中，这位始皇帝的名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被称之为残忍的暴君。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道德历史学家也许最应该重新评价这位始皇帝。

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繁重的劳役、苛捐杂税以及酷刑使人们怨声载道，因而随着秦始皇帝的驾崩公元前221年终于爆发了起义。经过5年的战争，出身于农家的小官吏刘邦最终成了赢家。而由他所建立的汉朝持续了400余年，即从公元前206到公元221年，这是一个与辉煌的罗马帝国并行的朝代。

儒家的时代到来了。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开始从儒家学派中为自己召募官吏。而法家则由于秦王朝的残暴而声名狼藉，因此汉朝的皇帝们也只是从道家中聘请法师，让他们提出一些有关神秘力量的建议。同时，汉朝初期，皇帝还得先与某些新产生的权贵们分割权力，即使刘邦的皇帝尊严也只是在部分诸侯那里得到认可，而且还不得不借助重奖安抚他的主要竞争者。

一直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到公元前86年）这位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才真正地重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为了管理那日益扩大的王朝并保持统一，武帝需要两样东西：远离京都的官员以及那些外省侯爵们的忠诚；官吏治理下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站在拥戴皇帝的一边。这二者唯有借助于儒家学说中那严肃的道德责任观才可加以保障，也正是因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于公元前124年在其首都长安建立了专门用于培养高级官吏的国立儒学院。其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它所具有的影响类似于法国的高级管理学院，国家经济和管理的精英们在这里受到统一熏陶。

在武帝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大地主、富豪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贵族阶层，他们占据了国家上层统治地位，儒家出身的官吏们被纷纷赶走。公元220年，最后的一位汉朝皇帝被废黜，汉王朝在一场灾难性的起义中结束了。“战国”时代重新开始。危难之中的人们求助于宗教。自汉代就已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也由哲学发展成了宗教。佛教和道教此刻一起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宗教的时代结束了儒家的人性哲学时期。甚至到了隋、唐两代（公元589到618年），这种状况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儒家学说尽管在政治领域和皇室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仍然处在低潮阶段。在公元6世纪，没有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出人头地。

随着民族文化在唐代末期的复兴，儒家在公元9世纪时期出现了转机。宋代的皇帝们（公元960到1279年）把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贵族阶层被取缔，军人力量为统治阶层所排斥。整个国家都把握在皇帝和他的官员手中。这是儒家的国家形式的最佳时代：皇帝统治、官吏管理。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一个最活跃的时期。大量的新儒家哲学在寻求与宗教竞争的同时，也给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以及国家学说补充了一种解释宇宙形成的形而上学，这是他们在借鉴佛教和道教之际，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

儒家学说最终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至于它凌驾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并且在随后的千年中逐渐成为绝对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也成了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儒家著述得以普及、传播。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今山东省境内），有一座为祭祀孔子而修造的宏大的庙宇，它的壮观可与宏伟的皇宫相媲美。环绕四周有一道长达10公里的围墙保护着孔子的陵墓，孔庙是这个王国的圣庙和政府精英们的朝圣地。

1279年，忽必烈统治下的蒙古人灭亡了南宋，当他们统治着整个这个国家时终于发现，中国离开了儒家体系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崩溃。在随后汉族统治的明代300年（1368到1644年）中，儒家的精神统治继续得到了发展。如果说以前儒家学说只局限于政府和教育精英们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此刻儒家学说形成了社会化，因为地方官吏、农村绅士以及私塾的先生们对市民和农民灌输儒家思想。尽管许多人未必理解儒家的哲学，但是他们了解儒家的道德要求。当这些普通人继续走进佛教和道教庙宇，相信神灵和魔力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儒家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君臣父子的思想。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和道德原则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644年，明朝为满族人推翻，可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改变儒家的政治体系和道德体系。入关之前，满人还属于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此刻却接受了儒家学说，至少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以便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保守的汉族儒家弟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学说由此也就彻底的教条化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有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由于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儒家的帝制才显示出其真正的生命力。

第04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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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命”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当时位于中国文化地带西部边缘的周朝尚未建立，周族诸侯为了灭商建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灭商的战事合法化的，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信念，那就是上天，他在伐商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对将士们这样说，授仁者以治国之大任；如果这个王朝失却了仁，天将收回成命。此刻就是收回成命的时候，因为商暴虐百姓、不敬祖先、骄奢淫逸而违背了“天命”。因此上天把此大任转授于周。10

这个新的学说不仅使灭商合法化，同时也使建立新朝代成了自己的天职，是顺应天命，换言之：统治是为造福人民幸福。围绕这个说法有必要追溯一段记载在中国历史书中的话。言者是周公旦，即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位被孔子看作值得崇敬的真君子。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他以这段话告诫未来的国王：“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11

以天和德的概念，周朝为中国文化引入了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迄今所发现的商代的甲骨文字中尚未见到。周朝把天解释为道德的主宰，上天赏善罚恶。德的概念与天的概念相对应，所表述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举止，德使人的行为举止与天道保持一致。以此表象以及由此所引申出来天命王权之说使得周朝摆脱了商代那种神秘的世界及其萨满教式的、预言化生活的、原始舞祷式的习俗，废除了一些恐怖的和用人祭祀的做法，向未来的理性社会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众弟子们在此基础上朝着建立某种道德和统治秩序的方向不断推进。他们持这样一种宇宙学说：所有的秩序、原则都必须在人间道德秩序中被反映出来，所谓“识天”也就是理解宇宙与人之间的道德关联。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周公旦以此要求结束了这段话，然而这段名言却成了随后两千余年中儒家皇权学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以德治国，其德行不仅为官吏、民众树立榜样，而且成为鼓励他们行德行的动力。在国家中，皇帝是道德和秩序的动力源泉，这犹如家庭中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孔子以道德感化的治国理念与法家独裁专政的理念形成鲜明的对立。他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

在孔子之后，孟子把天命皇权学说完善成了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学说。一个王朝是否合天命，取决于民意：因为夏商两朝失却了民众，所以他们失却了江山；正是由于他们失却了民心，故此失却了民众。这就是赢得江山之道：得民众者得江山。这就是赢得民众之道：得人心者得民众。这就是赢得民心之道：给予他们所期望的，不强迫他们作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如同水往低处流、动物向野地山林跑一样，民众所追随的是那仁慈的君主。13

孟子再进一步，确立了反叛的权利。民为本。祭祀地神、谷神次之。侯再次之……一位侯危及地神、谷神的祭祀，那么另外的一位就会取代他。14

孟子甚至认为谋杀国王是正确的。他是这样推理的，暴君并非君主，而是一个被废黜者：曲解有效性者就是一个曲解者；破坏公正性者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属于曲解者和破坏者的人，只是一个被废黜者。我只听说过伐纣（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这个被废黜者的事情，没有听说过什么弑王之事。15

暴君失却了天命。这就是19世纪时中国人把欧洲的Revolution一词翻译成“革命”的缘故，也就是：革换天赋之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孟子把神圣的宗教化的天命最终转换成了一种对被推翻的政权的理性裁判，但是在孟子那里也如同在其他儒家弟子那样，为了民众原有政权可以被新政权所代替，但是绝对不会是民众想像的政权。德者和智者照顾民众。在儒家的学说中，绝对没有（普通）民众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那种思想。

■理想与现实

尽管儒家学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其实基督教文化也如此）有着比较大的鸿沟，尽管有过残酷与暴虐的皇帝或者软弱无能而为后宫或者宦官所控制的皇帝，尽管有过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在其两千余年的历史的长河中，还是熏陶出不少形象伟大的皇帝，而且也培育了难以计数的明智官吏，其中不乏忠诚的谏臣，即使面对暴君、面临杀头之危险，面对皇帝在德行和政策上的问题，他们依然敢于直言苦谏。像基督教历史上一样，有的成为儒家的殉难者。

我们现在不妨认识一位鸿儒皇帝。通常一位皇帝去世后，朝廷要向民众宣读其遗昭，在遗昭的最后要任命他的继位人。这种由大臣所拟定的遗昭，无非是以僵化的陈词滥调来标榜已故皇帝是儒家理想之中的所谓明君而已。可是清朝的皇帝康熙却想让后世追随他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他在1717年12月召集他的重臣和政府要员进行廷议，并要求他们为自己拟一道遗昭，尽管此时距离他的去世还有5年。现从中摘引几段：

“（朕）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盛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

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

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

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16

在欧洲，与康熙写遗昭同时代的路德维希十四也有句名言：“我就是国家”。这位太阳大帝由于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在欧洲进行毫无休止的战争，把百姓的钱财洗劫一空，直到1789年上天收回了曾赋予他的为帝之命。

■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内部制约圈

汉代初期，在融合儒家伦理哲学与道家治国方法的基础上，儒家学说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从而在中国统治体系形成初期就埋下了一种深层的内部裂痕。按照法家的观点，皇帝当属至高无上的极权者，而儒家学说则是给皇帝套上思想的紧箍，那就是：皇帝个人的形象与其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皇帝的德行受到其官员的监督，官员们绝对忠诚于王朝，从儒家出身的官员中，很难找到背叛皇帝的例子，即使某个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众臣子也会基于儒家对王朝的忠诚而辞职、隐退，尽管此举为原本与天命之学说相矛盾。另外他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矫正皇帝的行为举止，只要皇帝有越轨之举，即刻辅佐他返回道德上。他们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监察大臣与监察机构，任务不仅是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如果皇帝把监督官员的指责看作为诬告而驳回的话，这个监督官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甚至被砍头。儒家学说作为王朝意识的历史，尤其是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正像沃尔夫岗？鲍尔形象地表述的那样，是“统治者与其官吏之间的内部制约圈”17的历史。

在儒家的王朝学说中，国家可以与天上行星的秩序相比。就像北极星居中不动，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一样，地上那不动的中心就是万能的皇帝，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在国家体系中，皇帝的任务就是，以他的道德榜样激励民众和官吏，“犹如青草沐浴着春风一样”。皇帝所要做出的是官吏们自身所无法带来的成就：他必须赢得民众的呼声并且始终如一，以便保障统治的合法化。

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18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部制约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的开国皇帝执政时就与大臣对立。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一个农民，对读书人特别反感，他在宫廷前院经常杖责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甚或处死，此举确实是前所未有。后来的明朝皇帝听天由命。万历（1572～1820）皇帝经常不上朝，没兴趣与大臣们朝会，就连空缺的位子，也懒得去任命官吏，更不用说去批阅那些上奏的折子了。但是在清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们根除了国家统治体系内部的这种分裂，而且形成了高效政府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和正常的运转机制，所有的政策均由皇帝确定。

■九品制官吏与绅士

极少数的官员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清朝晚期约有四亿人口、两万官吏，还有一种说法：四万官吏。这也就是说，对“官吏”的定义出入比较大。中国的官吏原本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人士。按照他们的职务，那些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就相当于我们西方的部长、高级官员；在省衙门从事管理的就像我们的州长、议长等。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先生的相当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大学教授。也许最好的方式是通称他们为行政管理者，或者像葡萄牙人的做法，称为行政长官。

儒家的科举考试开启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官吏考核选拔以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于汉代，而其第一次辉煌则是在宋代，也就是在笔试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后。此后，在国家以及政府精英们和所有那些意在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们的生活中，科举考试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已形成极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保持不变一直沿用到1905年止，随后也就几年的时间，确切地说，到了1911年，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帝制就寿终正寝。

明代的科举考试包括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主考之前都有两次预考。第一级考试是乡试，在州、县层次进行。先是由一名考官在县衙门举行，然后在州府衙门进行第二次复试，随后是参加由省“教育督办”主持的省级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既要书法好，又要风格和内容好，才能取得好成绩。这种考试造就了文学匠，这也是考试所期望的，因为要使考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把其中的道德学说熟记在心。合格的考生就被定为“科举生员”，从而有资格参加省级的第二次考试，以便合格后获得“举人”之称。第三级考试将在首都举行，而口试则在皇帝的殿廷举行，由皇帝亲自考核，故此也叫廷试，或殿试。合格者就被授予“进士”，成为高级精英。进士返回故里犹如古希腊时的奥林匹克冠军凯旋而归。在京城的孔庙里，这些人的名字将被刻在石碑上，以供后人们瞻仰。最后两级考试不合格者，就失去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进士”有可能获得好的位子，成为官吏。

每级考试政府都给各省份规定一定的合格比例，也就是允许多少考生及格。这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在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清朝末期，科举考试情况的记录做得最好的，报名参加乡试的考生约有200万人，合格的只有3万，占考生1.5%。在这3万“科举生员”中，仅有1500人获得了“举人”，占5%。达到“进士”的也就大约300人，占报考“举人”的20%。“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5岁。

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参加第一级的考试，但事实上那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穷农民或者佃户的孩子无缘参考，因为家里无力长期资助一个男孩去学习。普通的“科举生员”考生至少出身于富裕的地主或者商人家庭，尤其是富裕而有权的“大家族”。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数代为农的家族为了其家族成员中某个天赋高的孩子能去求学而凑钱或者寻找资助者。明代近乎半数、清代超过1/3的“进士”出自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家中三代没有出过“科举生员”，可见他们受家庭教育的程度极其有限。可以看出，人人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儒家理想尽管没有实现，但是也绝非是一枕黄粱。不同于欧洲贵族以及印度那严格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的是，在论功行赏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等级有其可变动性。有名望的家庭会由于没有造就一个出色的儿子而衰落，而贫困的农家却会因为培养出一个杰出的儿子而出人头地，当然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尽管考试过关的比例是如此之低，为什么一年会有200万人蜂拥着去参加乡试，并且为之多年埋头苦读？答案是现成的：科举考试提供了进入上层官吏的机会，甚至在第一次考试合格后就可以踏入令人敬仰的“绅士”阶层。

在把中国的“绅士”一词翻译成德语时，人们借用了英语的Gentry（绅士，但是属于英国贵族下层）一词，这可以算作为把外国说法套到汉语词上去的做法。英国的“绅士”作为一种头衔可以由贵族出身的长子继承，而中国的“绅士”属于教育程度的一种贵族标志，是不能继承的，只能由个人通过科举考试去争取。通常，英国的“绅士”从自己的田庄获得收入，而中国的“绅士”却主要依靠于皇帝给的俸禄，除非他像“生员”那样没有获得官位，而只是在当地作为名流、在私塾任教。19英国的绅士属于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遥遥相对。而中国的绅士包括教育程度上达到这个水平的所有人士，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有上下之分，其中下等绅士属于“生员”，而“举人”、“进士”以及高层官吏构成了上等绅士。在此，英国的绅士与上层贵族属于并行而不可逾越的两个阶层。人们认为中国的绅士主要是指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下层绅士，而不包括生活在王朝统治中心的那些上层绅士。

此外，下层绅士也有许多特权。绅士可以通过他们的服装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权在家中竖旗，以显示自己应试中举的级别。他们可免于刑罚，那些严酷刑法只用于平头百姓，并不触及他们。他们还享有许多税收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州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而手握实权，许多好处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在清朝走向没落的时期，仅1850到1900年之间，在册登记就有90万名绅士。同时还有50万名誉绅士，他们是靠钱买来的。在此时期，王朝也真没少出售绅士称号！这两项加在一起就有140万绅士。绅士的特权也延展到家庭内部成员。以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那就是说，绅士特权到清末时就汇积到大约7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近2%。而这2%的人口，拥有全国24%的收入。20

在明朝晚期，以2万也许4万的官吏去管理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这确实是太少了。一个县太爷所治理的区域内平均居民为20万。京城的中央政府不设置县级副职，也就是一位或者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税收的税务监督，一位监狱看守。县太爷要自己拿钱去雇一名负责书写负责呈文的师爷以及其他的“跑腿的”，也就是雇佣那些下层人，为县太爷去跑农村或者帮着维持秩序。县衙门通过收取地方税等来维持自己的开支，具体收费多少由县衙门按惯例定。对于百姓来说，这些地税能赶上国税那么高。

即使增加了这些靠县太爷自己付酬的下属，还是无法满足判案、维持秩序以及管理等五花八门任务的需求。故此，县太爷就得求助于这些绅士们。没有绅士们的帮助，很难想像一位县太爷能够完成他在本地区的管理任务。村镇以及小的贸易城、区实际上由当地绅士的家族治理，他们组织修路、架桥以及修筑灌溉渠道等等公益性事务，也征收税务；调解和审判民间纠纷和小的暴力事件；开办学校；救济穷苦人家；筹建、资助民团，组织集会按照道德要求宣读皇帝诏书，灌输农民忠君从上的儒家思想。

无可置疑，绅士并非出自慈善而做这一切的，而是有代价的并以此在其他方面获得回报。地方绅士原本是一些“生员考试”的落榜者，但是后来当了教师或者县太爷的工作人员，他们却归于“知识分子”。

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属于一种弱化政府行政管理的国家。国家尽管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如黄河筑堤、修建北京到长江的皇运河道、修筑长城，但是它所保护的是防止外面越过国境，而且是通过税收来资助这些项目。国家的主要成就在于，通过皇帝的道德榜样以及儒家的教育、伦理，在社会上形成并维持一种普遍的道德氛围，并使秩序与和谐得以发展。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学会服从，使精英们成为“仁者”，为官者诚心为民。儒家君主的任务就是，对自己所统治的社会实施伦理道德的监控。对占人口80%的农村的自治任务来说，生活在那里的那些绅士（乡绅）责无旁贷。这些农民出身的儒家绅士置身于2万官吏（下）与数亿农民（上）之间，他们是支撑儒家国家的中间阶层。故此汉学家们有“绅士国家”之说。

第05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从商代到第一个皇帝，经过一千几百年，中国文化在这个时期围绕着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21并且不断发展，而围绕着他们的是文明程度低一些的民族，这曾是中国人的感受：东北是狩猎和森林采集的民族；北部和西北部是游牧民族；西南部是山野民族，南部则是原始民族。而秦始皇帝所建成的第一道长城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屏障，构成了被开发的农田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之间的一道界限，这也就把农业文明给禁锢了起来。

就是这种感受，使中国人具有超越其他所有民族的优越感，直到19世纪末，他们还带着这种意识。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文明看作与其他文明并存的文明，不是看作“中国人的文明”，而是绝对的文明。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中国的，而其他民族，都属于未开化的。英文的China一词是欧洲人提出的，它是由第一个皇帝的秦朝推导出来的，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