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中国高考报告》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何建明

【由启乐网[www.qiilee.com]整理，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所有，本站仅提供预览，如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本站删除。】

开篇语

激发我写这部“百姓情怀，学子心声”的《中国高考报告》的，是我听到几位秀美如柳却内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话——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孩子在谈到高考时，以视死如归的口气说：“我以我血荐高考。”

《梦里花季不下雨》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激愤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

《南方周未报》报道：一位女学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说：“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我不知道国人听了这些女孩子的话以后有什么感想，我嗅到的，确是一股浓烈的战争气息。

二十余年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三十五至五十来岁年龄段的社会主流骨干们，每每谈论起它时都有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通过高考，已经走出了人生未途……”的感觉。然而，在这一代人的子女也开始走向高考战场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呢？

2000年的新世纪刚刚开埠，当国家宣布十年后将使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由目前的百分之九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的目标，全国各界为此齐声欢呼之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十年间，中国一亿五千万多考生中仍将有百分之八十五左有的青年学生不能步入大学？这个数字给予我们的是怎样的现实？那就是：上大学的竞争，较以往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激烈。

竞争将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好校与差校、穷人与富人之间展开……因此，高考仍将是中国未来二十年间百姓最关注的头等问题和影响民族复兴的大事。

当我下决心在世纪之交动意写《中国高考报告》时又出现了许多想不到的事：

“什么，你要采访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

没想到，我的采访题目刚刚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在素有“状元之乡”的苏州，我碰到的第一位“计划外”的采访对象，当时他激动得失态的情景，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阿元，这位家居苏州的江苏某报名记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从来是说话一腔软绵悦耳的吴语，做事彬彬有礼，走路也生怕抢客人半步的“温情男宾”。可这回，他竟然没说完第一句话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激动得脸都发红了：“不怕你笑话，我的女儿正准备高考。可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事，我们全家这三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这三年，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绩就是上下去。不怕你笑话，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试时，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来女儿的试卷看到她的成绩时，我竟然当着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点不相信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时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所能尽的力量全部用上了。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后来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到为她跑学校，以及进入高中后天天盯着她的成绩……说得直露一点，我和老婆为了不影响孩子每天的晚自习和让她自习后能踏踏实实睡好觉，我们甚至连夫妻间做房事的胆子都没了，其它工作和生活上让道的事儿就更多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吓坏了，跪在地上说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没考好。我对她说，不怪你，都怪我这个当爸的无能，没给你想出好办法让你成绩上去。我女儿听了哇地一声号陶大哭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寻短见。她妈见了急坏了，冲过去拦腰将她抱住拉回了家。后来我们全家三口子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诉说他家千金高考的经历时，竟数次呜咽。

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你写，你一定要写。你当作家不写中国高考这样一件正发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这个作家当得也没什么劲！”阿元兄哽咽着，抹着满脸的泪痕对我说。那眼神告诉我，似乎如果我不写这个题材，我就是一个对不起十二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居住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仅明清两朝苏州就出了好几十个状元。那时的状元可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带引号的“状元”。旧科举考试时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国只有一名状元（个别年份多一名武状元），最后都必须经皇帝钦定。苏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状元，可见才能教育的风气自古就盛。阿元兄夫妇与现在多数中国家庭相同，只有一个孩子，女儿娇娇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知识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妇对女儿从小重视培养，娇娇小时候聪明伶俐，爱好艺术，绵语细声的苏州口音，标致漂亮的脸蛋儿，使她从小有种天仙的气质。她喜欢苏州评弹，更爱充满现代气息的吉他，初中时，娇娇曾经获得过市少年吉他比赛第二名，为学校争得过荣誉。要上高中了，爸爸妈妈对她说，娇娇，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可不能再分心了。娇娇是个听话的孩子，嗯了一声后，抱起吉他，把脸贴了上去，然后将吉他挂到墙上，这一挂，就是整整三年……上高中后的娇娇无数次想摘下吉他，但手从来没有敢伸上去。阿元在省报当记者，教育口谁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苏州市的重点中学。但进了重点中学，并不意味着他的本来成绩就不是很优秀的女儿一下就能成为佼佼者。为了跟上同班同学，娇娇使尽了自己的能力，可仍然居于下游。为此，阿元开始不遗余力地上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娇娇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各位校长大人，甚至还有那些比女儿娇娇成绩好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他不止一次低三下四地向一个个“聪明固”和“聪明固”的爸爸妈妈们求教，甚至为了获得某一“秘方”而不辞辛劳地寻找那些可以愉悦他人的“烫禚”，再撕下一向高贵的“无冕之王”的脸面，去叩开本来门槛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状元”之门……但三年后的1999年高考时，娇娇和父亲母亲未能苦尽甘来，他们成了这个苏州名校中仅有的几个“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长。

阿元急坏了，当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门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着脚对天发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让你像别的同学一样去上大学。

阿元为此真的开始了“上蹿下跳”，抖出全身解数，四处打听那些可以出钱进门的大学——“只要它开口，就是狮子口我也认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绩太差时，你想找狮于口老虎嘴还找不着哩！”走投无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寻求“电大”、民办大学……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关系不错的某医学院的熟人告诉他：他们学校有个内蒙古来的新生，因为身体不行要休学，因而学校空出了一个招生名额！阿元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行，什么价都行！”

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阿元出了八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

“你这工薪阶层出八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几个月后，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时问他，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女儿上了大学后，他现在“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给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资助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

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自讽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六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少年白头”上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个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尚旦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去了。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寿命缩短还要着急。怎么办？偌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逼急了的中国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终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原来，那是个农村中学，是个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哭着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呵！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有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惶旎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瞅见了不高兴，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能习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的门，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考分最差的学生，在北京可能就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回到北京自然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重点大学。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一个战友的故事：

他原来是部队上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为了他永远不愿再提起的一次执行任务。我与他曾经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看在这个份上，他才最终开口。他的故事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感也产生了某种动摇……

我的这位战友的名字很普通，叫金龙。中国人中有多少叫这个名字的？有几千？还是几万？太多了。金龙自己告诉我，他说他村里有三个姓氏，一千来人吧，叫金龙的就有五个，除张金龙王金龙赵金龙外，还有张姓金龙中的大金龙和小金龙之分。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崇尚的是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因而给子女起名为金龙金凤者之多，恐怕只有在今天电子计算机时代才有可能统计得出来。有一次我出差到浙江某县，正好宾馆里扔了一本当地的电话号码簿，那上面有住宅电话，我无意间浏览了一下姓名，结果叫“金龙”的户主竟多达九十四个。一个小小县城会有九十四个“金龙”，这自然还没有包括那些装不起电话的“金龙”们，你设想一下，中国有多少叫“金龙”的名字？！我的战友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金龙中的一个而已。战友金龙是河南豫西人，家乡就在豫陕边界，先生要多几份黄澄澄的色彩。他运气算好，1974牢高中毕业后就轮上参军，当时对一名农村青年来说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参军意味着跳出“农门”，迈向“龙门”。别小看这个参军，在那年代，几乎是全中国青年们最伟大和崇高的选择了，就像今天的青年们报考北大清华一样，你想，那时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乡”，而下乡知青一般是不被推选去当兵入伍的，只有农村青年才有这样的待遇。要不就是将门子弟才能跨进绿色军营。所以，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们的崇高选择。

但金龙和我成为战友时就曾对我说过，参军本来不是他惟一的选择，他本想去上大学，公社已经推荐他上河南大学，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村异族的另一位金龙却与他发生了一次口角。那个金龙与他同岁，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强壮劳力。这两个年龄相同的金龙在村上的表现也不分上下。但是我战友金龙的叔叔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那个金龙也有一个当过官的叔叔，只是那个官是在旧社会当的，叫作“保长”，近于解放后的生产大队长。两位金龙由于各自族叔的官位的不一样，后面的命运就差多了。两位金龙高中毕业后都回到农村，都很积极，而且暗地里有点儿较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从村上挑选好青年推荐去工厂，就是进城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那个年月，能进城“吃商品粮”，就等于是上了天堂。当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学。种田人上大学当然要比单纯地“吃商品粮”要强出一截儿，因为乡下人进大学，这是金龙村上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在金龙高中毕业前三年有过一个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学了，那是洛阳啥专科学校，中专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为此大队长还宣布全村社员放假一天，以示庆贺。

金龙回乡劳动不久，却遇上了好机会，公社让村上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消息传来，全村人简直沸腾了起来，但沸腾之后马上又一下沉默了，因为两个家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起来：这个上大学的名额该给哪个金龙？说啥也得把名额给俺金龙，否则就不中！推荐未开始，李赵两边的劲儿就已经较上了。果然，那天大队开会，整整吵了一天没有把人选最后确定下来，无奈只好把两个金龙都报了上去。结果下来得很快，这边的金龙被推荐上了，另一个则落榜了。“你们以权谋私嘛！”落选的那个金龙家族的人不干了，说这边的金龙不就是凭着有个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堂叔嘛！而偏偏这边的族人们直着脖子告诉对方：哎，就是那么回事，谁让你们族上没出大官，有个当“保长”的小官还有“历史问题”。事儿越吵越凶，最后归结点都上到了那个解放前当过“保长”的人身上。就在这边的金龙要上大学的那天晚上，村子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边的那个金龙把有“历史问题”的同族堂叔给砍伤了，差点儿出了人命。由于村上人百般袒护，加上受伤的“保长”觉得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没能让本家族的金龙上大学才弄出了这么桩事，所以在上面来人办案时，他力争大事化小，免了那个因冲动而伤人的金龙的刑事责任。事情本来告一段落，可因为在同等条件下没能同样走进大学门，那个金龙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虽然后来不再伤本族堂叔了，却不时跑到已经上了河南大学的这个金龙学校里来闹事。出于安全考虑，有一年正好部队需要从大学里挑选一批干部，金龙便被半推半送地转到了部队，使得那个金龙从此再也找不到这个金龙的踪影。

同村的两个金龙，从此天各一方。依然在农村的那个金龙后来就在家乡结婚成家，并生了个儿子。而在部队上的金龙后来也落脚在南方某省的省会城市，由解放军转到了边防部队，并且与当地一名城市姑娘结婚成家，生了一个闺女。

天下的金龙千万个，本来这两个金龙完全可以过各自的日子，偏偏后来的命运又让他们两人巧遇了。去年，已经在省直属支队当参谋长的金龙接到一个命令：带部队执行枪决一批死刑犯。身为参谋长的金龙，为了确保第二天万无一失，亲自出马进了死刑犯看守所，对死刑犯的情况进行逐个检查。就像小说一样，金龙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儿碰到了本村的那个金龙。

“怎么是你？”一身武装的金龙瞅着那个失魂落胆的死刑犯，好不吃惊。

死刑犯抬头只看了一眼，就扑过来抱住金龙的双腿，号陶大哭起来，哭得撕肝裂胆：“金龙兄弟，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呀！”

接着是死刑犯的哭诉：好兄弟，你是知道的，那年你上了大学，可我没有被推荐，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啊！你到部队后我再也打不着你了，慢慢也就死心了，村上的人都说我是疯了，可我自己明白，那是一时想不开啊。后来我知道再也没有希望，虽然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想过试一次，可那时人家说我的疯病没好，我自己脑子里也找不到半点数理化知识了，就这样上大学的梦想永远从我身上消逝了。第三年村上人就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女人是隔山陕西潼关人。你知道在农村一结婚就啥前途都完了，生儿育女和种地两桩事成了全部生活内容。老天还算开眼，给我添了个儿子。有了儿子的那年，村上的人都说我的病突然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从那时起，我除了种承包的十凡亩地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儿子身上，因为我心头有个愿望，就是将来一定要上大学，雪我这辈子的耻。我的儿子还算争气，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上的尖子，后来他上了俺们县城的重点中学。高中了，我喜在心里，因为能上俺们的县中，就等于离大学就差一步了。可老天爷对我就是不公，就在孩子上高一那年，孩子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俺们那儿你是知道的，办一场丧事比办场喜事还花钱，两场丧事办下来，我拖了一屁股债，偏偏我家孩子他妈又得了痔臁，顿时全家债台高筑。没法，为了能给孩子交学费，我到了你们南方这儿打工。哪知道外面打工也不是好干的事，费了十几天才找到一份苦力，要说干活俺能扛得住，但这儿的老板太黑，过了三个月也不想发给我们工资，就每人每月发五十多块饭钱，还说谁中途不干或者干不好，就得扣掉说好的月工资。我从春节后一直干到八月份，老板还是不给我工钱，我急了，因为娃儿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学就得交学费，我就跟老板要，可老板就是不给，还说现在给了你谁知道你是不是转身就溜了。我真火了，时他说你今天不给也得给！那家伙就找来几个保安人员，硬是把我赶出了厂门。我当时又恨又恼，心里想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在等着我寄学费回家，这边又碰上如此心黑的老板，越想越恼，当晚我就跳进做工的厂房，顺手抄起一根铁棍，然后直冲老板住的地方。我跳窗进了老板的卧室，一把将那混蛋从睡梦中揪起来，问他给不给我工钱，那家伙吓昏了，哆嗦着连说给给，后来他从柜子里取出五千元，说全给我，只要不对他行凶。我心想拿到工钱就行，我才不行凶呢！谁知我刚出门就被蒙头一闷棍，就再也不知人事……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拘留所。后来才知道，那老板从柜子里给我拿钱时悄悄按动了暗藏的警报器，我就是被他的保安人员给击倒并当作抢劫犯送进拘留所的。公安人员还算公道，把我拘留十天后放了出来，但老板那儿的工钱我是永远不可能再拿到了。怎么办呀，想着正在家里等我寄学费回去的娃儿，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那几天我大白天上街抢人家包的心都有，愁得在火车站到处乱转。也许我当时愁得太让人看着不正常，突然有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说老乡你是不是想找活干？我说是呀。他就问你愿不愿找个来钱快的？我说赶情好，最好干一次就能拿三五十元的。那人笑了，说行，你跑一趟就给一百元怎么样？我一听乐疯了，连连揖手谢菩萨。就这样我接活了，那人不让我知道给我送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我按他说的，上下午给两个宾馆里的三名小姐各送一份“点心”。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那点心里还会有什么，于是只管认认真真地完成任务。一个星期下来，那戴墨镜的人说我干得不错，就给了我三百元工钱。我觉得挺好的，就马上给家里的娃儿寄了回去。说实话，当时我是十分感激人家的，因为是他给了我一份“好工作”，才使我的娃儿能继续上高中，离大学门又近了一步。后来那人不光让我送货，而且让我到出境口接货，由于我一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样，每次送货接货都顺顺当当，新老板对我很赏识，三个月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整整三千多元。我想这下娃儿三年高中不成问题了，再干一年下来，挣它个万把元，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可以不愁了。正在我做美梦时，又一次我到南边的口岸“接货”时，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了起来。他们说我是大毒品犯，先后经手过三十多公斤毒品，我一听这就知道这下完了。说实话，看到老板对我出手那么大方，一个月有时给两三千块钱，我不是一点觉不出自己到底在于些什么，但我确实没有见过和动过毒品，但那毒枭也确确实实是借我之手进行着罪恶勾当的。按照国家法律，我对自己构成死罪没啥说的，可我心痛呀，因为我出事后，正准备考大学的娃儿一下受不了这个打击，当他知道自己的三年学业全是靠我在贩毒运毒的过程中得来的罪恶之钱维持的时候，就再不到学校上学了，成天喊着要上南方来替我“打工”……娃儿是疯了，我好后悔啊！呜呜呜

金龙看着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同村同学落得如此下场，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死罪是不能更改的，这一点他清清楚楚，但他难以面对的是，明天竟要亲自带领执刑的战士枪决异乡遇见的这位老同学。

“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金龙问金龙。

那个死刑犯金龙，再次扑嗵一下跪倒在金龙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乞求道：“好兄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在广州车站等我娃儿，一定要等他，再劝他回去上课考大学，啊，我只有这个要求，请你告诉他，我在九泉之下等着他考上大学的消息，啊，我就这个请求，你千万千万……”

“瞄准——执行！”

“砰！”

金龙走过来让法警用铁钩钩了一下，见他脑浆迸裂，眼珠翻出，像一条被铁具砸烂的蚯虫……

一条“龙”转瞬变成了一条永远死去的和腐烂的虫。唉，人世间啊！

金龙对天一声长叹，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离开刑场之后，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到火车站等候远方来的那个本该进大学的高中生，就像等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多少个等待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设计着：假如他来了，就送他回豫西老家，再陪他上完补习班，来年再考，即使考不上也不要紧，后年再考嘛，一直到考取为止。

但金龙始终没有在广州火车站等到已经死去的那个金龙的儿子出现。他向老家打过几次电话，那边说娃儿离家后就一直没有任何音讯……一年过去了，金龙不再抱什么希望了。而在这漫长的折磨中，我们的功臣同志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常对自己的妻子说，他在梦中常常见到那个同村的金龙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不变地对他说：“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当年抢走了我上大学的名额！”

妻子越来越后怕了，她瞒着丈夫向部队领导为他提出了转业的要求。后来的一切便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这位名噪一时的功臣战友离开了心爱的部队岗位，转业到地方，成了普通的公务员。他说他不后悔，因为他这辈子毕竟有过不少辉煌，特别是上过大学，这对山洼洼里出来的人来说，那是最值得荣耀的事。现在他和他妻子的一切，就是在一两年后，完成送女儿上大学的任务……

考大学——这3个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其分量实在太重大重了。到底有多重？它能重得使许多中国人的腰背都压弯了，而且连我们大中华民族的脊梁也被压得出现了严重的畸型。

正因为我感觉到高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故而决心去冒一次巨大的风险和代价，来完成这部涉及中国亿万人命运的高考报告，因为它实在是和平时期中国百姓生活中倾心倾力的第一大事——

第一章 大学——中国人的梦

●东西方人的追梦差异

东方人爱做梦。西方人也爱做梦。但东方人和西方人做的梦完全不一样。

两千五百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战火四起时，在鲁国，一位失去父亲的十七岁天才少年在又痛失母亲之后，擦干泪水，怀着“学也，禄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师，不耻下间，后来终于“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时达十四年之久。当他饱受艰辛、倍至窘境，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志后，有一大仰天长叹，忽见头顶有一异样之物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他便对其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会被人们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罗网。只有一样东西，人们不会控制它，它爱在云里来就来，它爱在风里去就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龙……你们要做就做龙吧。”

在凄哀与绝望中“望子成龙”的士大夫，最后告别人世时留下的这一遗训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这位一生雄心勃勃，却落得终身不仕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且“忠君尊王”，以仁为怀，故被后人奉尊为中华民族的大圣贤，流芳至今，虽在他死后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但在两年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毕竟仅仅是小波小澜而已。大圣人留下的“惟庛惟大，读书是上”和以他的思想遗传下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古老而经典的“圣训”，时至今日仍被亿万国人所崇尚，而我们也到处可见孜孜不倦在寒窗之下苦读ABC，以求一张大学文凭的疯狂与战争般的赶考热……

从鲁国这位周游四方的圣贤诞生到今日，世界东方衍生的龙子龙孙们举目远眺时，却发现这块本是闪闪发光的大地，被一个仅仅只有两百五十来年历史的西方大国气焰嚣张地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国家是谁？比“学而优则仕”更“优”的梦在激荡着哪个奇异的民族？

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个西方人的梦。它的时间仅有两百五十多年，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历史少了二十倍，比东方圣人的诞生时间晚了十倍。

这个梦是从英吉利海峡的普利茅斯港出发的，它乘着“五月花号”的小帆船，经过数月的惊涛骇浪，初冬的一个早晨，抵达一块叫“詹姆斯顿”的北美狭长地带，并开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来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条旗，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合众国，英文简写为USA。从此，“五月花号”的小帆虽然永远不再启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号”、“七月花号”及包括沉没的铁达尼号在内的无数帆船与铁船都涌至那块狭长地带，由于越来越多的帆船与铁船涌来，狭长地带渐渐扩张，再扩张，一直到可以称霸全球的今天……。

这就是被现代人类治国专家们长期崇尚、叫那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声说话的国家的人无比骄傲的“美国梦”。

“更多更好，永无止境……”起初代表这个简单思想的“美国梦”，后来在《独立宣言》中便化作了这样一些庄严的语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GO IT——在佛罗里达宇航中心的铝合金门上，美国人铭刻下了这句话，它译为中文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梦想，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似乎明白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这两个世界为什么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争斗后，今天仍然时常表现出各不相让、各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东方人以追求圣贤与完备自己的学问为自己所要实现的人生之梦；

西方人以追求无限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自己所要实现的人生之梦。

两种梦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上面的问题而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中国的孩子在计算和学问上总能拿冠夺王，而在实践和创新上美国的孩子总是优先争胜。

东方人总是以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自豪；

西方人则把实现今天和明天的美满幸福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

其实，西方人追求的“梦”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出了这样的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国体、崇尚自由一一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精神张力下的人便诞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内基式的经济学家和比尔·盖茨式的科学实业家，同时也滋生出了“猫王”式的摇滚疯狂、无法抑制的爱滋病蔓延和狂轰滥炸南斯拉夫的称霸嘴脸。

●中国旧考场

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的梦，带给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进步与无数伟人的出现，但同时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国体的专制，思想的封闭，还有其它许多许多……

说来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访，朋友们说你写中国高考问题，那就不能不到我们南京的夫子庙那个“大考场”看一看。到了夫子庙，我抬头只见一座四角飞檐、走马腾龙的大阁中央闪出四个金光大字：江南贡院。

中国“第一古考场”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

走了几十所现代学校和高考的考场，我一直在寻觅古代中国的考场是什么样？并想由此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国和历史最为悠久的考试作一比较，从中求得某种关联。我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高考到了如此白热化程度，总不会没有一点历史的相关因素吧。结果如何呢？

在现存最大的中国古“考场”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许多相似之处一一

话说公元1368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农民领袖，举着起义大旗，横卷黄河两岸，推翻了元朝统治，重建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历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为使明朝江山长治久安，他把选拔人才放在头等大事位置上，并在定国大策时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国选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选拔和自上至下的赏赐为主要途径。从尧舜禹夏商周始的奴隶社会起，推举和“传子”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基本模式。当然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是通过比考选拔出的用人先例。《周礼·地官·乡大夫》中便有这样记载：“三年则大比（考试），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即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秦汉封建王朝的建立，这种原始选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进，但基本形式依旧如故，只是更加强调了礼贤养士风气，所以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像“窃符救赵”、“千金市骨”、“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悬梁刺股”等许多经典故事，但真正采用考试方式选官取士则是从公元607年的隋朝开始。隋皇帝的一项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梯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第一次提出了“科举”二字，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试策”取士治国掀开了值得记载的辉煌一页。从此，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等令普天下读书人目眩眼亮的词汇便一直延至二十世纪。虽然科举录用人才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给那些无官无禄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平等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举的考试极其复杂，有乡试、会试、殿试，而各朝代的叫法也不尽相同。以明朝为例，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三年一次。明朝乡试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国子监为第一考场，明都迁至北京后，故南京的考场就改称为“江南贡院”，且始终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日。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能进这一级考试者便是俗称的举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状元就是从这一级考试中诞生的。殿试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头名是状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称作进士。有道“连中三元”，即为乡试第一名，又获会试第一名，再获殿试第一名。其实这“连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仅有黄观、商辂两状元中得。“状元”是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也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迎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在长达一千二百八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先后产生过可查得名字的文武状元约一千四百来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科举时代，谁能中得状元，不仅能成为所有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状元都由皇帝亲自封爵颁禄，而且一旦成为状元，不管你以前家贫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门第升天，苦尽甘来。从旧式的科举考试程序看，能获得状元称号也实则不易，虽然旧制度中常有买卖禄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编了许多像“陈世美”这样被人贬骂的忘恩负义的坏状元，但百姓心目中还有像吕蒙这样刻苦攻读、终成大器的好状元。无论如何，状元作为读书人考试能获得的最高境界，它已经作为一种“考试文化”深植于民族心理之中，要不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或者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学生总是美誉为“状元”呢？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和，他做了清朝两代皇帝的师爷，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而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在一百多年前掀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和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的品格，自古人们便对获得最大成功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

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漳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仅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间，江南贡院卫就诞生了五十八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应试过，他们中有的考中了秀才、有的考中了进士、有的考中了状元。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青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即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乡达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之多！我走进一排排像养鸟的笼子式的“号舍”细细观降，觉得十分恐怖，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百间，少则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的一面是出入处似号试见光处。号内有一块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这里，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据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送了性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则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口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的：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朱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仿佛能令人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以及获得“一路连科”的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两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一百多名，其比例仅为1000：1，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荣耀祖宗、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二十三岁考上秀才，到四十岁才中举人，前后历经十六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但旧科举考试的艰难一面多少也能从中体现出来。

当历史车轮滚滚碾入二十世纪时，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堤旖。一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一经传下，宣告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1903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

科举废除之日，像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长后，中国的教育更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起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准则，几乎成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缔造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那种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常常不屑一顾的清高。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二十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但在前半个世纪，大学的大门一直朝有钱人敞开，穷人不可能或者说极少有人可以跨进去。

●邓小平决策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诞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开始以公平竞争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工作和劳动的突出表现而被直接送进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这使得大学真正意义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学府。然而由于国家底子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读上小学、初中的就很不错了。在建国初的十几年里，大学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门进军。可就在这时，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使中国人上大学的梦彻底地被打碎了，大学被停办和关门，这是中国教育有史以来受到的最为痛苦的一次摧残，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连笔者在内的无数适龄学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处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这种痛苦，并由此带来的沉沦只有亲历音才会有切肤之痛。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重上大学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给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又添了重重的一层冰霜，中国人久碎的梦何时复圆？

苍天在问，百姓在问，更有众多青年学子在问。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心中装着一件早已想透又没来得及说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来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张文佑、童第周、于光远、王大珩等毕生从事科学与教育的专家。虽说那时“两个凡是”仍高悬在人们头顶，但因为此会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所以有人说这个会倒有点像“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难得这么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邓小平邀请来的教授大概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尽快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的质量。因为大学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可是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大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只能为他们补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课，大学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还谈什么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不改实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于，示意那个被他称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诞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发言完毕，邓小平询问了一下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机立断：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兴的一个，全国人民也跟他一样兴奋不已。

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动”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最大反响的事。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机体仍处在僵硬状态，但恢复高考则如冬眠的肌体的脉管，开始有血液在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技青绿……

●亲历恢复高考大战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四十四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十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样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从此，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一起拥进考场，这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大书一笔。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学龄而言，应该说我正是属于这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亲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考——我当时已经走进的另一种大学（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使我遗憾地丧失了这次机会。但在今天，我身边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与同事，他们以自己的亲历替我们那一代人圆了历史性的一场大学梦。

这场梦做得好苦，而圆它时又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

“当时我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他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就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我赶快蹦到那儿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届学生陈传敏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当时数千万年轻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觉的真实情形，其实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是惊愕，只能是梦幻，只能是眼泪……

肖正华，67届高中毕业生，77届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的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是一场“天方夜谭”：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实际生活：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一个短剧。完成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十一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十一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就靠自己的“老板油”——凭自己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看家本领。总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开考了，我坐在县二中第五考场第27座。每场我都大刀阔斧，一口气从头杀到尾，然后再回师围歼“顽敌”。虽然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一位满唇茸须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担忧道：“喂，27号老大，还能泡幼儿班，做游戏吗？”十一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三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十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转着弯子好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钮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磨剪子唻抢菜刀——”他一声吆喝，拨云破雾，让我抓住了记忆的根襻。这不是当年因平均99．7分（百分制）而苦恼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好穿这纪念服，大刹风景，大刹风景哟！”他爽朗地笑着解释……

开学那天，我在火车站等火车。漫不经心的视野里出现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她大腹便便坐车去合肥某大学报到。听说后来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作为“老三届”的代表发言，那理直气壮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矫饰和虚伪顶得无处藏身。她侃侃的话语，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迟到的大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学业，顺利毕业，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于父子同级（儿子上小学级）、夫妻同班、师生易位，种种巧合，说来话就更长了。

黄蓓佳，我的老乡，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那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地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再教育”四年了，而且还早已准备再继续个四年（？）、四十年（？）。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有什么企图？没有，也不敢有。不过黄毛丫头黄蓓佳有，因为她在1973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她现在坦言说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那是她藏在被窝里的想法。1977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了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她惟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在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她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能为自己“找回个城市户口”。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黄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考试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黄蓓佳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黄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黄蓓佳紧张极了，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仅凭这一条，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获得通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氏，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心思，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老头子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的时间里，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

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近自己“梦中情人”——北大的校园时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七元钱稿费。“七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四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了高考，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学习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天一，突然有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这一挖就是十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出来，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特别，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他妈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十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写的。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把作文写得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咸煳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十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为“山里的猴子”的人，对这个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恋情。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雷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与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呆在山里吗？”这话像箭一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1977年全国各省的高考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没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便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三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沦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堤於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写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嗵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腔恶气，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呆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溢，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以后，我们几个知青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大学了。”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眩晕，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八十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10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的一个原因，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学文，1978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老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1977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十一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五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十个手指有八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12月20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九十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九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十五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上5点动身，冒着冬下三十度的严寒，奔向六十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了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一下子笑收不回来了：这监考老师就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监考老师老在我身边瞅我的试卷，瞅得我心里直发毛。交卷离开考场时，听他背后说：“写跑题了，不让写诗歌嘛！”我心里这个后悔呀，谁叫你审题不严呢！后来我看了山西一个考生的范文也是用散文诗写的，觉得散文诗也可往散文这边靠，此是后话。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兑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看来做好事贵在坚持。当然，表扬信也没写成。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务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二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行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形，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们，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里一般，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头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王秀文，1967届高中生，1977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电话告诉我说没有他的那段经历，那这部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意识，1973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十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办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可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小“四人帮”的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为还没有搞清问题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十余年的考大学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醒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咋回事？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酪配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大跳，因为人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1978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离参加高考仅有十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从窗口扔进点东西给他以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他说“疯话”。九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日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嘴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地做着中举的范进样。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一木椅绊了一下，王秀文扑嗵一下，跌倒在地，孩子和路过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场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

王秀文大惊，连忙问：今天是多少号了？

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了他。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变得不疯了，他赶紧返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负责看门的人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有一点疯嘛！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神经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个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好哟！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

四门考课，王秀文从来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惟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这时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不管是谁就扔过去，吓得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后来，王秀文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玉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结果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77分，抄分的人没有认真看，抄成了7分，整整给他少算了70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7分的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它象征着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开放的标志。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毕竟是极少数人，至1980年，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如日中升时，当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当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

●大学，毕业的情愫

大学和学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与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进步而在不断升值、不断升温。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谁若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谁就难以跨进就业之门，更不容谈大有可为的严峻时代了。

大学像一道无形的命运与身份的分水岭。

大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

谁拒绝了大学，谁就将拒绝挑战；谁放弃了大学，谁就意味着放弃了选择。

此时此刻，问中国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会告诉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上大学！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我们的国家决策者也费尽心思地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内需”，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有个情结，就是赚了钱为孩子上学，存足了钱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没有钱的也要存钱同样是为了孩子上学。据上海最新的一项调查表明：百姓手头的钱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作为“教育储备金”，这些钱他们不去进行其它投资，而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之用。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越是把更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教育费用占他们手头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目前，中国个人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五万亿元左右的钱为了子女上大学。五万亿元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十二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刻求，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细，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竞争的残酷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五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也没有找到，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被列为怀疑对象。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更别说做坏事了。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结果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亲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到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没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一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人们议论说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也许我们谁都说不清。可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体味到自己可能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恐惧，正是这父亲的惋叹和儿子的恐惧，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

大学，在这个矿工的家庭是一场噩梦，它毁灭了全家的幸福，也绝了这个家的根。当然，像这样的事例是极少数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大学梦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险峰，有人通过这种攀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则把大学作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发点、动力源。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到一位如今已是风云人物的年轻都市才女，她叫张粲。

我曾对张粲说，如果这本《中国高考报告》中少了她的内容，就是一个缺陷。她当然没有明白过来，因为那时我的书稿尚在边写作边采访之中。

同在一个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驰骋在商场上的女亿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完不成这个采访计划，因为我仅从一篇有关张集的报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其余一无所知。有趣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托人满北京找这个才女时，突然有一天张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公司就在你们作家协会对面呀！”

望着对面高出作协办公楼两倍的“建材大厦”，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世界真的是你们的”感叹——因为张粲说：这29层高的建材大厦就是她盖的！

她在京城盖的大楼不止一栋两栋了，仅她本人的“达因集团公司”下属就有四十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药业和房堤禚业，公司员工超过三千人，在美国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队＼

那天我推门进她的办公室，第一面见她时差点问她“你们老板张粲在吗”，要不是她抢先说“你是何老师吧？”我想我真会把上面的话说出口。张粲的形象给我感觉就是大公司里那类漂亮年轻和能干的“女秘书”，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大学经历。

张粟198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她才十九岁，小姑娘一个，又长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聪明而有才气，活泼又机灵，她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在北大能成为这个角色并不容易。我们还记得1985年的国庆大游行中，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向城楼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张粲是那次北大学生组成的两千人集体舞的总指挥。

那时的张粟，青春又单纯，充满活力又性格开朗。

突然，事隔几日，学校通知她：你的学籍已被开除，回家去吧！张粲没弄明白怎么回个，眼前的天已经塌了……

原来，三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她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值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作“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集的惟一选择，北大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上外地当兵去了，家中祖母年迈，母亲两眼视力又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粟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走。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尽管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耐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尽管北大全校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挽留，尽管北大博士班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高校，搬出校门。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那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两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四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去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还真就这样混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十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得开出好多鲜艳的<